鸦片战争时期 弛禁的3个代表人物的观点和资料

善在鸦片战争前是弛禁派的主要代表之一。他反对黄爵滋重治吸食者的主张，认为黄的主张“大谬不然”，认为禁食鸦片推行难度很大：鸦片吸食“今则数十年之久，十八省之大，岂能令出惟行乎？”认为鸦片不但禁止不了，而且严禁不得。他的理由是“若吸食鸦片不肯俯首受缚，势必聚众抗拒，此大可虑也。至于闽省海疆，其人习于械斗，善于打仗，吸食鸦片者尤多，倘或遁逃海岛，外夷资其衣食，藉以探听虚实，荒陬僻壤，弁兵巡役不到，要结无赖，一登陆地，炮台反为虚设，此则更大可虑也。”他说：吸食鸦片的人众多，其中有“忠良后裔、簪缨世胄”、有“幕友书役”、贤媛、孀妇以及“农工商贾，安分守己之人”，如果“一吸鸦片，即罹法网，将见缧绁之人载道，囹圄无隙地可容，贯索略重，不待部文复转，而瘐毙者已盈千累万矣。”他还认为“若吸食者尽诛，即闽、广而论，吸烟者十居七、八，十余万人恐不能尽也”。因而他强调说“今一言之下，欲兴率土普天之大狱，此真断断乎其不可行者也。”他主张封关锁国，“大张晓谕，不准通商，则鸦片无自而来……内地已入之烟土，并不必缉捕销毁，吸食者一面戒烟，一年半载，知烟不续来，贩卖者另寻别业，吸食者尽保残躯，如是则从容不迫，而天下皆安居乐业。”认为只有这样，才是“正本清源之道”。 穆彰阿主张维持鸦片走私现状和对外妥协投降，在道光帝的对外决策中起着很恶劣的作用。鸦片战争爆发前，他包庇鸦片走私和官吏层层受贿，阻挠禁烟，对于道光帝授予林则徐以钦差大臣的大权，深为嫉妒；战争爆发后，他极力打击以林则徐、邓廷桢为代表的抵抗派，主张向英国侵略者求和。他先赞同琦善对英军妥协求降，以后更支持派遣耆英等为代表与英国侵略者签订南京条约，继而与美国、法国等签订其他不平等条约。在林则徐被任命为钦差大臣派往广州查禁鸦片时，穆彰阿虽不敢公然反对和出面阻挠，暗地里却伺机进行破坏。当英舰北上大沽口进行威胁时，他看到道光帝“意移”，即由主战动摇为倾向于妥协，便以“开兵衅”的罪名加给林则徐，表示赞同和议，促使道光帝“罢林则徐，以琦善代之。”而当琦善在广州向侵略者委曲求全，擅自与义律谈判赔款与割让香港的问题败露以致被革职锁拿回北京等候审判时，他又示意直隶总督讷尔经额等出面要求道光帝对琦善从轻处理；到奕经被任命为扬威将军派往浙江主持战事，他又保举琦善随军“戴罪立功”。另一方面，他颠倒黑白，混淆是非，在鸦片战争和战后推波助澜，为英国侵略者张目，连续制造冤案，阻挠抗英反侵略斗争的进行，林则徐、邓廷桢的被远戍伊犁，在台湾坚持抗英斗争的姚莹、达洪阿被革职押解进京，都与他从中陷害有关。在战争进行期间，他持消极态度，反对对英军侵略进行自卫反抗，江浙每一败仗警报，他就“相顾曰：‘如何！’盖谓不出所料也。”等到战争结束时，他又公开表示：“兵兴三载，糜饷劳师，曾无尺寸之效，剿之与抚，功费正等，而劳逸已殊，靖难息民，于计为便”，竟全盘否定东南沿海四省广大爱国军民浴血抗战、流血牺牲的反侵略斗争。而也正是他有资格劝说道光帝接受英国侵略者所提出的全部不平等条款。此后，他更进而支持战后一系列不平等条约的签订。

许乃济认为：严禁鸦片，引起许多流弊，而且越禁越多，不如“仍用旧例，准令夷商将鸦片照药材纳税，入关交行后，只准以货易货，不得用银购买”，以防止白银外流，并主张文武员弁、士子、兵丁等“不得沾染恶习”，而“其民间贩卖吸食者，一概勿论。因为就他看来，吸食鸦片“不尽促人寿命”，而且“今海内生齿日众，断无减耗户口之虞。”同时他在附片中还提出了除听任民间吸食外，应让“内地得随处种植”的建议，理由是“内地之种日多，夷人之利日减，迨至无利可牟，外洋之来者不禁而绝”。他的这一套主张，事实上是纵容烟毒泛滥，任令其损害中国人民的身心健康，以鸦片无害，禁烟无用，“闭关不可，徒法不行”的论据，鼓吹鸦片贸易合法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