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蒲湘澄与“川北戒烟社”

蒲湘澄(1900-1961年),四川射洪人,出生中医世家,少读私塾,后研习岐黄,擅内科,尤精针灸。治病多针药并用,辨证论治贯通理法。

 

蒲湘澄(1900-1961年),四川射洪人,出生中医世家,少读私塾,后研习岐黄,擅内科,尤精针灸。治病多针药并用,辨证论治贯通理法。

蒲湘澄与“川北戒烟社”

1933年,红四军所在的通、南、巴地区疫病流行,蒲湘澄等人组织了19人的“医疗救济大队”,前往救治,为百姓和红军义诊送药,直到疫情缓解,才返家乡。

民国初年至30年代,四川作为产烟(鸦片)主要省份之一,各地都是烟馆林立,吸食鸦片者甚众。因吸食鸦片造成倾家荡产、家破人亡难以计数。当时政府虽高调主张“禁烟”,但地方政府往往虚与委蛇,甚至还暗地里反对禁烟。

当时四川的新文化运动,影响了川人社会生活的许多方面,蒲氏之父蒲松荣,长期热衷慈善济贫,曾任洋溪“慈善医社”社长;“川东北灾区救济会”主任;“苦力医院”会长等职。由于深受父亲影响,蒲氏学医,始终怀揣救世济人,不图回报之心。他有感于鸦片烟之毒害,1932年,他为此还专门去到重庆,向戒烟有经验的屈相臣学习戒烟方法。学成后即回到家乡洋溪镇白流寺组织川北戒烟社,任社长。戒烟社最先设在洋溪古寺“楞年阁”内,蒲氏用所学戒烟法和自制戒烟药为“瘾君子”脱瘾,他还亲自编写了一册《戒烟章程说明书》(川北戒烟社发行)分发对方,目的是为取得瘾君子及家属配合。

“说明书”力陈吸食鸦片的害处,对戒烟要求、禁忌等也一一列出,蒲氏办戒烟社,不是以谋利为目的,只求维持机构基本周转,也从不对外公开宣扬。正如《戒烟章程》中云:“本社办法纯取自愿性质,并无招牌旗帜,广告等项,在外其收效之宏者,半属戒除者介绍而来,半属观感效果而至,并不招求劝戒”。

由于戒烟效果好,1934年,蒲氏受邀请至渠县三汇办戒烟所,1935年又在射洪县等地举办戒烟社,并任戒烟社主任医生。

当时,办戒烟社属于公益,算一种善举,政府鼓励戒烟,也拨有一定戒烟药资。但蒲氏举办戒烟社,历程也颇多艰辛、周折。由于他自制戒烟药效果不错,当地官员向其戒烟社多次借药、赊账,蒲氏先后自垫药资700多元,后因垫欠过多,资金难以为继,多次向上催补而无果,反而得罪了县府个别官员,他们先逼其交纳25%的税(一般是15%),又反诬其戒烟药有毒,将戒烟社查封。后来,药物带到成都检验后,证明无毒。由此他与当地官员结下了仇怨。此事使他备受打击,更担心回县再生枝节。于是1935年8月,他到成都行医,在成都糠市街自办“华安中医医院”,一心行医治病。开业后,应诊者甚多,业务也不错。

一次,国民党剑阁保安团团长唐治先患吐血病,其妻子患哮喘,均经蒲氏治疗而痊愈,唐知蒲办过戒烟社,遂向时任四川省第十四区行政督察专员兼保安司令田湘藩推荐,邀请蒲到剑阁组办戒烟院。于是,蒲氏于1937年被国民政府任命为四川省第十四区民众戒烟医院院长(属官督私办),全权负责在剑阁组织戒烟医院。在他的主持下,蒲氏先后又在川北的广元、昭化、三磊坝、宝轮、白龙、武连、汉阳等地设立戒烟分院。蒲氏利用关系,联络20多名医生前往各分院工作。各戒烟医院持续办了2年多,后因经费少、开支大,加上一些地方官员并非真正支持戒烟,还以各种方式阻挠或暗中生事。至1939年秋,各戒烟医院因经营困难,加上种种原因,如医生的薪水、制药经费难以为继等等,于是先后纷纷关闭。

蒲氏为戒烟历经艰难,屡遭暗算而不悔,前行推广戒烟近6年之久,建戒烟社(院)10余处,据他自己讲,接受戒烟的人达1500多人。这在当时,这真算一个奇迹。蒲氏说,他做这件事,不是为赚钱,完全是为了顺应时事,是在给社会做善事,挽救烟民于苦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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